“縱觀20世紀以來的幾次大的危機，每次恢復過程至少需要10年，現在剛剛過去3年，還有7年艱苦的日子 ， 全球經濟才能走出低谷。”22日，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揚在“中國社會科學論壇•后金融危機時代的社會保障與人力資源發展”上表示。

　　李揚說，全球經濟失衡是此次危機的重要根源，面對自身經濟發展中的問題，世界發達經濟體已經開始調整其經濟結構。我國即將出臺的“十二五”規劃也將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作為重要目標。

　　李揚認為，全球經濟失衡的主要原因是發達地區與新興市場地區長期處于一種極不正常的經濟關系之中。以美國為例，其長期保持貿易逆差，負債發展，以至于其債務積累非常嚴重；而新興市場地區則長期保持貿易順差，不斷積累對發達地區的債權，逐漸成為債權人，這較終造成了世界發展的不平衡。全球經濟要想盡快走出危機，恢復到正常發展軌道，就必須糾正這種失衡。

　　為了糾正全球經濟失衡，發達地區已經開始行動起來，李揚把發達經濟體的調整概括為四個方面：

　　較佳，糾正經濟發展方式。世界主要發達經濟體，無論是美國還是歐洲，都處于負債的狀態。而這種負債發展又與不合理的國際貨幣制度結合起來，發達經濟體向外輸出貨幣，負債發展模式得以延續。

　　不過，近年來希望改變這種發展模式、提高國內儲蓄率的呼聲越來越高。但要實現這一目標，各國政府必須付出極大努力。李揚說：“提高儲蓄率，并且使其保持在正常水平絕非易事。提高儲蓄率的過程就是一個經濟緊縮的過程。從發達經濟體調整經濟發展方式的情況來看，危機不可能迅速過去。”

　　第二，調整經濟結構。李揚指出，發達經濟體的政府已經意識到服務業，特別是金融業發展速度過快，所以都提出了調整經濟結構的戰略。約束服務業，特別是金融業的過度膨脹；提出一些新興戰略產業，尤其是許多發達地區相繼提出重振制造業和重振出口的計劃，回歸了經濟結構較基本層面。

　　經濟結構另外一個層面的勞動力市場也需要調整。李揚認為，發達經濟體“現在發現勞動力的供需難以在國內平衡，再平衡勞動力市場難度非常大”。

　　第三，調整金融結構。李揚表示，如果說過度杠桿化是過去金融業發展的主要弊端，那么金融業的調整也可以稱為去杠桿化。去杠桿化涉及兩個問題，一是資金來源問題，對一個地區來說，去杠桿化必須依靠提高儲蓄率；二是去杠桿化的過程，是一個經濟收縮的過程。

　　第四，調整財稅結構。李揚認為，緊縮財政是一個痛苦的過程，但又是經濟恢復必須采取的措施，只有這樣，經濟才能恢復到正常軌道。在經濟恢復過程中，財稅調整是一個真實變量的調整。

　　談到中國的經濟結構調整，李揚說，較主要的兩個問題就是高投資和低消費。

　　“簡單壓縮投資只是治標的辦法，不是治本的辦法。”李揚說，應該從優化投資結構入手，一是投資要從專門追求增長率到追求就業率；二是空間的調整，投向鄉村和經濟落后地區；三是行業配置的調整，從生產性設施向社會基礎設施轉變；四是投資主體的調整，從以政府和國企為主轉向以民營資本為主；五是資金結構的調整，不能只靠銀行借款支持投資活動，需要提供更多的股權類資金，發展PE和資本市場等；六是投資環境的調整，現在看起來，中國的資金已經開始向社會基礎設施配置。

　　李揚說，在危機的恢復過程中，中國將面對各種復雜問題，可能會長期成為國際上各種爭端的中心。所有問題都會找上門，包括匯率問題、游資問題等。諸如此類，其背后都有國際經濟失衡、東西方發展不平衡的影響在里面。

　　李揚較后指出，中國率先從危機中走出來，但不可固步自封。否則，一旦若干年后發達經濟體結構調整完畢，進入正常發展軌道，而中國沒有做出實質性努力，到時將難以自處。